首页 专题集合 检察院专栏 检察风采

贿赂案件侦查的现状、困境及对策思考

——以双峰县人民检察院查办的贿赂案件为蓝本

2016-12-19 17:01 娄底新闻网 胡海波

2009年至2015年份,双峰县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贿赂犯罪案件46人,其中行贿案12人,单位行贿案2人,介绍贿赂案7人,受贿25人。通过分析案件特点,结合办案实际与困境,笔者认为,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应在审讯突破、外围取证、破解反供串供作出深入研究,反思侦查手段、办案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石寻求对策,有力打击犯罪,提升办案效果。

一、贿赂案件的现状

1、贿赂案件总量多,占比逐年减少。2009年以来,双峰县检察院共查处贿赂案件46人,占贪贿案件总立案人数的68%。从贿赂案件立案数中所占比例来看,虽有波动,却总体呈下降趋势,从 2009年至2015年占比分别为100%,86%,71%,40%,50%, 77%,45%。由此可见,一方面贿赂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所占比重大,是双峰县职务犯罪最常见的一种形态,另一方面,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处成案率正在下降。笔者认为,这种下降不是因为贿赂现象减少,而是因为侦查难度加大导致的障碍性下降。

2、窝案串案多,单个贿赂案件少。据统计,从2009年双峰县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娄底市驾考中心贿赂窝、串案案,至2014年查处的家电下乡领域和社保系统的贿赂窝、串案。在前面所统计的46个贿赂案件中,单独贿赂案件仅6人(包括一单位行贿),其余均为窝串案。

3、受贿案件多,行贿案件占比少。在立案侦查的46名贿赂犯罪对象中,受贿案24人,行贿案仅12人,比例为2∶1。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就全国范围而言,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共计65629人,立案侦查行贿犯罪嫌疑人共计23246人,受贿犯罪的立案侦查人数约是行贿犯罪的2.8倍。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受贿犯罪14062人,同比上升13.2%,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数据源自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工作报告)。尽管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在打击行贿犯罪专项行动中大大增强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数据显示,行贿犯罪查处人数仍远远低于受贿犯罪的查处人数,且尚不足一半。

4、单位行贿案件增多。双峰县检察院在2013年、2015年各立案一件单位行贿案,2014年查办1件2人行贿案,后来也变更罪名为单位行贿。在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涉案人员为规避案发后的刑罚风险,借单位之名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现象逐渐增多。

通过对上述特点的进一步分析,结合在办案过程中所掌握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前社会贿赂现象猖獗是导致贿赂案件总量大的根本原因,人们一方面痛恨贿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成为贿赂绑架的对象,借用一句民间谣言叫无贿不成事。贿赂现象猖獗的背后,折射的是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崩塌。撇开管理制度层次和道德层次的因素,单从查处职务犯罪的实务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对贿赂犯罪的打击目前尚不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主要原因是贿赂犯罪作案隐蔽,证据单一,侦查难度大,由此直接导致对行贿犯罪的打击不力、单个贿赂案件查处困难。下面笔者将结合案例,就办案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二、贿赂案件侦查的困境

1、审讯突破难。贿赂犯罪不同于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可以从外围入手展开侦查获取主要证据并固定基本事实,在贿赂案件中,口供几乎是证据之王,如果没有行、受贿双方当事人相互印证的口供,贿赂事实就无法证明和认定,最终难以成案。由于这一利害关系犯罪嫌疑人和侦查人员一样清楚,反侦查能力逐步增强,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往往采取各种方式极力掩盖贿赂事实,企图达到逃避刑罚的目的。而我们的侦技手段极其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突破案件非常无奈。办案中,我们往往只有两个办法结局,一是采取一些折中的方法获取证据,通常的做法是与行贿人达成侦辩交易,只要行贿人如实交待行贿事实,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从行贿人处获取的证据重点打击受贿人,这也是统计数据中行贿案件数大大少于受贿案件数的主要原因;二是采取各种谋略攻心,贪贿并查,千方百计化解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和抵触心理等,尽力突破获取口供。如2012年我们在办理某矿业公司总经理刘某涉嫌受贿一案时,首先就是通过辩诉交易取得行贿人林某行贿刘某12万元的部分间接证据,包括林某从银行取款的凭证、送钱给刘某时在餐馆就餐及在洗脚城消费的记录和相关请托事项的书证,然后对刘某进行审讯,但刘某对其受贿事实还是矢口否认,审讯一度陷入僵局,后侦查人员通过出示在其家搜查出来的生活用品发票加大对其妻子的审讯,查获了其妻与刘某涉嫌共同贪污的犯罪嫌疑,再利用刘某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通过亲情引导才使其交待了受贿犯罪事实,如果刘某之妻没有涉案,恐怕也很难突破刘某口供。

2、外围取证难。贿赂案件的定罪证据除了行、受贿双方的口供外,还有部分与案件相关的关键证据,一是直接的客观证据,包括行贿人请托事项的证据和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利的证据,二是主观证据,主要是知情人的证言,三是由主观证据派生的客观证据,如赃款来源和去向的证据。这三个方面的证据对认定贿赂事实非常重要,在办案实践中,第一类证据往往有相关书证证明,取证难度并不大,而且一旦固定就不会发生变化,但后两类证据的获取往往非常艰难。贿赂案件的知情人一般与嫌疑人关系密切,要么是其亲属,要么是其合作伙伴,缘于亲情和利益关系,这些人在接受询问时一般都会对其所知晓的情况守口如瓶,有的甚至提供虚假证言,在一些重大贿赂案件中,对证人取证的难度往往不亚于审讯。对于赃款来源和去向的取证,看似非常简单,但变数极大,因为这类证据主要是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来调取,所获取的证据本身虽然客观,但这些客观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可以随着言词证据的变化而变化,狡猾的嫌疑人还会通过虚假供述提供的书证来为反供服务,所以在取证过程中要注意证据证明内容的排他性。2014年双峰县检察院立案侦查了财政工作人员彭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家电经销商谋利并受贿一案,行贿人龚某交待其向彭某行贿两次,第一次25万元,第二次30万元,其中第一次行贿时彭某之妻朱某在场,行贿的同时彭某将受贿所得高息借给龚某用于经营,并由朱某经手制作了借款协议,第二次行贿由龚某通过银行转账至彭某提供的账户。此后侦查人员根据行贿人的交待调取了借款协议和银行转账凭证,且这些证据与行贿人所述吻合。但在对朱某进行询问时,朱某拒不承认彭某收受贿赂的事实,辩称彭某与龚某是正当的借贷往来,并证明彭某借给龚某25万元的资金来源于其向两个亲戚的借款,侦查人员随即找到其两个亲戚进行核实,结果其中一个亲戚否认借了钱给朱某,随后朱某在接受询问时改口称借给龚某的钱是其本人多年的积蓄,并称龚某转账的30万元是归还其25万元借款及利息,百般为彭某狡辩。由此可见,一旦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将会给案件的侦查带来极大的阻力,而一些客观存在的书证,如上述彭某涉嫌受贿一案中的借款协议和银行转账凭证,会因为行、受贿人和证人的主观态度而产生不同的证明效果,影响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

3、破解翻供串供难。在双峰县检察院办理的贿赂案件中,有8名嫌疑人不同程度出现过翻供,翻供时间节点均在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羁押于看守所期间,我们称之为所内翻供,其中2人在被羁押期间还有过与外界联系获取信息及与其他涉案人员串供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所内串供,所内翻供和串供往往给案件的侦查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情况严重的会影响到案件的成败。嫌疑人所内反供缘于三种可能:一是同监人员的教唆,二是嫌疑人亲友买通监管人员授意反供,三是辩护律师授意翻供。在这三种情形中,同监人员教唆翻供一般可以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但监管人员和律师授意反供则很难控制,同时监管人员和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嫌疑人所内串供得以实现的条件,对案件的侦查危害极大。如果是比较单一的贿赂案件,极有可能因嫌疑人的翻供、串供而导致案件流产,相对而言,窝案、串案中反供、串供的风险要比单一贿赂案件小得多,这也是双峰县检察院近年来单个贿赂案件查办少,而窝、串案比例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2010年我们在查办某医院院长胡某涉嫌受贿一案时,胡某在前几次讯问中供述了其收受贿赂16万余元的事实,但在被羁押后不久,胡某就全面翻供,最终仅认定其受贿7000余元。其翻供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其背后的阴谋往往很难查获。

关于贿赂犯罪侦查的困难,总而言之就是取证难,也就是证据的收集和固定难。在目前的诉讼实践中,贿赂案件注重以言词证据为主定案的做法实在值得商榷,因言词证据的特点往往是主观性强,易变化,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认定。

三、原因分析

1、侦查手段和技术滞后。一方面,基层检察院囿于办案力量和时间限制,加之受初查秘密性的要求,很难做到在立案前慎密获取外围证据。另一方面,对于贿赂案件,除搜集外围证据之外,我们倚重的侦查手段还是审讯,倚重的证据还是嫌疑人的口供,办案力量安排在审讯岗位,因而往往不能及时有效获取其他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譬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

2、对关联犯罪打击不力。在我们办理贿赂案件过程中,有不少关键证人为了帮助贿赂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而实施有碍侦查的行为,如有意提供虚假证据和证言,有意隐瞒赃款赃物去向,甚至有意毁灭犯罪证据,其中很多情形已经触犯刑法,涉嫌伪证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司法机关执法力度不力,往往忽视了对这些关联犯罪的打击,虽然侦查部门有想法、有作为,但却很难通过审查逮捕支持,严重影响原案证据的收集,也助长了嫌疑人的侥幸心理。

3、立案审查制度不科学。在当前的办案实践中,为了减少立案风险,在对某一贿赂事实或者嫌疑人立案侦查时,决策层往往以现有证据能否达到逮捕要求的标准来考量,对立案标准的要求掌握过严,一般都采取严进严出的立案侦查策略,并相应地把取证任务过度寄望于在初查阶段实现。我们认为,加大案件初查力度本身并没有错,这样有利于及时获取证据,查明案件事实,但初查毕竟存在诸多限制性规定,不便于全面展开侦查,严进严出的立案策略并不科学,背离了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4、羁押场所监管不到位。嫌疑人在羁押于看守所期间翻供、串供的案例非常多,主要有三种原因造成所内翻供、串供,而这三种情形都与嫌疑人在所内接触的对象有关,包括同监人员、监管人员和律师。根据我们在办案实践中所了解的情况,现阶段因看守所监管人员和律师违法违规向嫌疑人传递外界信息造成嫌疑人翻供、串供的情形居多,而且难以被发现和查处。主要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到位,使部分监管人员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执法理念有偏差,容易被各种利益腐蚀;二是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包括对提讯、收押环节和管理教育环节中监管人员与嫌疑人接触过程没有有效的监督措施,给监管人员与嫌疑人提供了私密接触的机会;三是对律师会见缺乏监督,在没有任何监督措施的情况下,律师在会见嫌疑人过程中教唆反供、违法违规提供外界信息的行为是无法被发现和阻止的。

四、对策建议

1、改变侦查方式,强化侦查措施。为有效推进办案,必须改变传统侦查模式,更新侦查技术,一要注重案件初查,充分利用各种初查手段获取犯罪证据,把获取关键证据的环节提前到立案之前。二要优化侦查规定,为侦查部门提供更多侦查手段,如秘密录音、录像技术的使用和相关证据的合法化。三要加强科技强侦,包括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加强与各互联网企业的衔接以便获取相关电子数据。

2、讲究侦查谋略,强化并案打击。在侦查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对因原案衍生的其他关联犯罪案件,应当注意收集相关证据,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也可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关联犯罪直接立案侦查,与原案并案处理,这样往往有利于破解原案嫌疑人、证人之间的串供行为,充分获取原案证据。强化并案打击处置,防患贿赂犯罪在被司法机关查处过程中发生相关关联犯罪被放纵或不承担法律后果,同时也有利于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

3、把握法律要求,强化侦查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刑诉规则》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制作立案报告书,经检察长批准后予以立案。”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或者“认为”有属于本院管辖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并不需要达到《刑诉法》和《刑诉规则》关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有关社会危险性的要求。对于立案风险问题,其实《刑诉法》和《刑诉规则》都设计了一个撤销案件的程序,《刑诉规则》第三百零二条还规定:“撤销案件后,又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重新立案侦查”。所以说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立案案件必须全部进入公诉审查程序,由此可见我们对于立案风险的防控有点过严,因此而限制了对贿赂犯罪的正常侦查。

立案侦查应当采取宽进严出的策略,也就是放宽对立案的要求,但在侦查和结案时要严格把关,特别是在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时要严格依法,证据充分,防止因错案而带来相应的不利后果。

4、完善制度要求,强化监督效力。要有效防止所内反供、串供现象的发生,主要要完善好的体制机制,在纪律规定和法律要求上增设和加大对案件诉讼参与人和执法人员的约束和监督规定,并加大查处的纪律保障和法律保障,警醒这些群体必须接受监督,不得违纪违法,否则将承担风险责任和违纪违法的严重后果。司法执法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教育,特别是要促进和加强对所内活动的监督,如对提讯、收押、教育、会见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加大监所检察工作力度等,使之不能为;尤其要加大对所内反供、串供行为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使之不敢为。当然加强对看守所监管人员的管理教育,增强其职业素养,同时提高待遇,使之不愿为也不泛为有为之策。(编辑/邓仕姣)

返回首页
相关新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