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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这一城山水

2016-11-11 21:18 中国普法网 张亮

1701年的一天,康熙一行从北京开拔,浩浩荡荡,穿越几百公里,到达木兰围场进行“木兰秋狝(音同显,古指秋季打猎——编者注)”。

此时,方圆万余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里,兔子鹿儿正肥,虎豹熊彘也在奔腾跳跃。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几个首领在此等候,他们早已将上奏皇帝的奏折准备好。除了平时的赴京觐见外,木兰围场上的纵横驰骋不仅是与皇帝沟通情感的机会,也是向皇帝提出各种要求的最佳时机。

夜幕升起,四周燃起了熊熊篝火。刚剥好的鹿肉放在架子上熏烤着。美丽的姑娘围着篝火跳起舞蹈。

康熙一改往日朝堂问政的威严,端起大碗的烈酒,一饮而尽。然后,和首领、大臣们载歌载舞。

通常,这会被我们视为一种娱乐活动。但其实,这包藏着帝王的大智慧。

远方的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部落,正可谓天高皇帝远,如果不时常笼络,恩威并施,就会有分崩离析的倾向。是以,皇帝选择每年都到木兰围场打猎,实在是一项心怀久远的安邦定边之策。

从北京到木兰围场,路途几百公里,往返需耗时近一个月。因此,沿途修建行宫是必不可少的。

几个往返之后,康熙惊喜地发现了一片土地,不仅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而且四周高山拱卫,中间一席平地,大有众象朝揖之势。另外,此处距北京和木兰围场均不远。廷臣的奏折,从北京快马加鞭两日便可送到。而到木兰围场,骑马不过一日而已。

这里就是承德。两年后,即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动工了。

踏上承德这篇土地,便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这里是清朝陪都,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它见证了清王朝的兴盛,记录了清王朝的衰败。太多的历史记忆杂糅进承德这个小城。有些会让人忍不住击节而歌,有些则会让人痛感历史的无奈与屈辱。骄傲与屈辱,就这样麻花般地拧在一起,缠绕在承德的历史和未来之中,成为摆脱不掉的底色。

避暑山庄,据说面积两倍于北京颐和园。它没有故宫的富丽堂皇,宫殿朴实,空间较为局促。其中最为豪华的可以算得上“淡泊敬诚殿”了。这座房间完全以稀世楠木制成,其珍贵性不言而喻。楠木通身不加任何漆饰,红彤彤地裸露在空气中,散发出淡雅的香气。

“淡泊敬诚”取意皇帝淡泊明志,不沉迷于世俗享乐,对人以诚相待。这是皇帝的自勉辞章,也是向外界传达的一种姿态。这里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典礼和接见王公大臣及外国使节的地方。

1793年是乾隆皇帝82岁寿辰。上下文臣武官为此操劳不止。避暑山庄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此时,距离避暑山庄的开工修建之时已经过去了90年之久,一年前山庄才最终完工。在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迎来了康乾盛世。但康乾盛世更像一个频死病人的回光返照,没有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是在“兴盛”中孕育了衰亡的基因。

与此同时,英国派出的使者马嘎尔尼也来到了避暑山庄。马嘎尔尼一行,自天津登陆,至北京,再赴承德避暑山庄。他震惊于清廷官员的大方,又对清廷的横征暴敛感到失望。对帝国的窘迫,他一路观察,一路体味。

八月初十,乾隆皇帝会见了马嘎尔尼。马嘎尔尼提出通商的七条要求,遭到了拒绝。

在当事者看来,这件事可能不过是平凡微末,不值一提。但在后世看来,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拐点,一改未来百年间的屈辱与灾难。然而,它就像天空飘落的一撮柳絮,一阵风吹,便全无踪影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却在发生着日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1789年,法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上因增税问题同第三等级代表发生冲突,宣布关闭国民议会。7月14日,愤怒的群众冲进象征王权统治的巴士底狱,释放了四名犯人。

随后,《人权宣言》横空出世。它提出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原则,包含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崇高和伟大的理想。正是在这种理想的照耀下,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着驱逐暴君、建立善治的尝试,而且鉴于其对人类理想的精炼和准确概括,它成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基础。

在美国,1774年即爆发了独立战争。这一年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秉承洛克、卢梭等先人的思想足迹,大声疾呼:“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91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共有十条,奠定了公民各项自由的基石。

避暑山庄、圆明园等皇家园林,集全天下之奇石珍宝,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而列强觊觎的凶光早被这珍奇异宝的光芒掩盖了。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熟透了苹果,极其芳香,却散发出临近腐败的气息。

徜徉在避暑山庄,其景致让人沉醉,但别有一种异状在心头。乾隆皇帝是大手笔,园子里到处是他的墨迹,想躲都躲不掉。史家公认,乾隆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其文治武功堪比康熙。但是,为什么历史自乾隆起转走下坡路?

这或许是一种必然,已然根植于历史的客观规律之中,又或是一种偶然,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概率事件?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不能“弯道超车”?或者说,为什么“弯道超车”的时间推迟了100多年,才真正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型。

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日本。此时,他一方面羡慕日本崛起之快,一方面也对其始终保持警惕之心。在给清廷的多个奏折中,他不止一次表达了这种担忧:一旦日本强大,势必会加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中。

甲午海战前夕,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应付舆论,美其名曰:操练海军。可怜那昆明湖碧波荡漾,能容几条战舰冲突纵横?

1949年,作为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游览颐和园后,在日记中写道:“那拉后不搞海军搞颐和园,今犹供游览,如搞海军,并无益于中国,只黄海底添几条沉船而已。”似谢老这般看法的,不在少数。大清难道真的是气数已尽,虽尽力为之,也难挽败局?

清朝的历史,有很多令人琢磨不透之处。拿今天万民受惠的铁路建设来讲,李鸿章早就预料到铁路对于一国政经及军事战略的重要性,但无奈朝廷掌权之人无此战略眼光,导致修路之事一拖再拖。到最后不得不修之时,又百般与民争利。川汉铁路的国有化,被指是政府赤裸裸地与民争利,最终导致了“保路运动”。

1912年为清政府掘墓的武昌革命,即是以保路运动为导火索的。说来也怪,湖北乃张之洞苦心经营几十年之地,不料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建造的汉阳军工厂,生产出来的枪炮却武装了革命军。

走在避暑山庄,头脑中闪过犹如历史电影般的镜头。这些琐细、杂乱的画面,朦胧中,给人带来一种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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